只有政府职能转变到位，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作用，把该管的事管好或管到位，把该放的权下放或放到位，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综合行政执法问题。

(二)条条与块块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组织系统，在组织机构上表现出纵向层级化和横向部门化的特征。通过大力培育引导社会组织、市场中介和公民法人参与社会治理，推进综合执法机构与社会组织、市场中介和公民法人参与社会治理的衔接互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监管、企业自治、行业自律、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新格局。

15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执法权、执法机构和执法力量在配置过程中形成了条块结合体系。简言之，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既可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率，也可以提高社会治理质量，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能够避免矛盾争议的产生。综合执法的职能范围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依专业化程度、交易费用高低科学合理确定综合执法的范围。目前电子监控执法被广泛运用在道路交通、治安管理、环境保护、渔政航政等领域，全天候不间断监控，能够有效弥补执法人员不足，提高执法效率和准确度，扩大执法范围。数字化监管方式有助于克服传统监管方式存在的人力不足、经验不足、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代之以大数据综合分析、监管风险预警、监管数据推送反馈、监管工作情况评估为突破口，推动监管事项全覆盖、监管过程全记录、监管信息可追溯、监管数据可分析可预警，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从管理到治理,虽仅一字之差，但是可以看出由管到治实现了治国理政的质的飞跃和进步。26王湘军、李雪茹:《深化政府事权划分改革之整体框架建构》,载《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4期。[62]See Rempel, supra note [7]，at 66. [63]见前注[59]，鲁曼书，第163页。

[64]See Rempel, supra note [7]，at 82. [65]参见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307页。这是因为法律系统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预期系统（anticipatory system），[31]尽管时间的未来面向给系统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法律系统仍然表现出反事实性的规范性预期，即当出现未能按照法律规范的预期采取行动的情形（违法行为）时，法律必然通过暴力威胁或制裁机制，强行维持其规范性权威，而不会根据事实行为（失望）做出认知性的调整。[94]见前注[88]，哈贝马斯书，第69页。[27]狭义政治系统提供了象征合法性的权力资源，同时允许行政系统将决定转化为作为媒介的法律。

而除了作为法律的权力，卢曼还认为应当将政治系统的权力与社会权力进行划分：进一步、或许更大的难题关涉到在政治系统任何关系之外的大量社会权力——家庭内部的权力、神父的权力、经济中的权力（主要是财产所有者的权力）、教育系统中利用配置地位的手段而实施的权力——所有这些现象提出权力可能政治化的限制问题。在摆脱了神法的自然意志、割断了君权的政治支配，并与道德适当地分离之后，法律的实证性将法律帝国的触角延伸至社会的细微关系之中，并遵循着属于自身的一套反身机制（reflexivity），[43]通过作为控制阀的宪法以价值输入与价值辐射的方式实现了内在的一致性。

涂尔干将这种社会发展视为从区隔社会向功能分化社会的渐进重构。其次，就教育系统而言，其功能主要在于对人的改变，因而知识生产只对人身体的及心理的状态发生影响。比如，政治系统围绕权力运作形成了生产有约束性集体决策的功能，[18]法律系统围绕法规范形成了一般化的稳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19]经济系统围绕货币支付形成了平衡现在与将来的稀有性（如何将为了确保未来而预做的准备与现在的分配衔接起来）的功能，[20]宗教系统围绕信仰形成了指涉着世界的可确定性并解释不可解释之事的功能。如果用卢曼的话来讲，就是政治民主化与法律实证化是相互寄生的。

如此一来，不仅有助于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丰富权力概念的法理意涵，[8]还可以深入分析被过往研究所忽视的两种代表性的权力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福柯假设历史本身可以被阶段或时期等一些大单位所串联，而基于这些假设可以判断系统、分割、界限、差异、差距、年代的特殊性，[68]因此他选用了不连续性断裂性中断性等表述来凸显知识论述的时代特征，强调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中的知识论述所承载的特定社会结构和思维模式。因此，这就会牵扯到出生率、健康状况、优生率、寿命、饮食和居住规律等与人口有关的各种变量。[78] 根据福柯的分析，性已经不再取决于以两性之间的爱为中心的亲密关系系统，而是在权力的支配下完成特定的社会目标。

[40]See Niklas Luhmann, Social Systems, translated by John Bcdnarz, Jr. Dirk Baeck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10. [41]See Luhmann, supra note [40]，at 110-111. [42]见前注[38]，福柯书，第94页。这是因为从规训权力转向生命权力之后，不仅要通过惩戒技术规训个人的肉体，还要依靠调节技术控制整体人口的生命运转，[38]而诉诸软暴力的权力生产性则意图通过建构一套符合社会要求的规范标准，从而造就驯服的主体。

[101]他不仅将权力视为被动接受的对象，而且还将主体视为权力的运载工具和权力生产的结果。[73]这种亲密关系系统可以存在于恋人之间、夫妻之间、亲人之间，但卢曼主要将其定位于两性之间的爱，尤其是以婚姻家庭为沟通形式所体现的。

[100]在福柯的眼中，个体若想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必须依靠权力的塑造：个人不是一个被权力的实施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作者简介：张海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83]当然，福柯与卢曼在理论建构上也存在相似之处：两者都是认识论的分析立场，理论核心是区别而非共识，是二阶观察而非实证主义，都批判前现代社会层级理论中将权力想象为可以占有的实体。就第一个质疑而言，作为结构耦合的宪法，充当了政治系统的权力转译为法律系统的法规范的控制阀。正是为了化约现代社会中的高度复杂性，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才逐渐衍生出了具有专属沟通媒介、履行特定功能的社会子系统。因此，有学者将福柯的权力理论描述为一种策略性模式，它着眼于权力技术，研究地方性或局部性的权力，并分析权力的生产性。

而这种去分化的宰制倾向与权力媒介的自我限制形成了鲜明的理论冲突。这意味着权力在界定着现代化的风险，政治决策、干预主义、计划经济等权力的操盘手直接决定着所谓科学真理的走向。

（四）例证3：权力与性 性大致可以分为性知识与性实践两部分，尽管性话语的产生与践行关涉社会整体，但在系统理论看来，性知识应属教育系统和科学系统之列，而性实践则必须被安置于围绕亲密关系的系统之中。但是，作为后现代批判理论旗手的福柯却坚定地认为权力是具备生产性的规训力量。

[90]见前注[38]，福柯书，第56页。[77]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

[47] 相比较而言，福柯的权力生产观则凸显了权力对法律的驱逐（exclusion）。这种分化是根据不同社会领域的独特性而逐渐被固定的，这意味着分化的标准是多元的，而不再是整合性或统一性的。[2]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就第二个质疑而言，通过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即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社会子系统内部的强制性力量关系被赋予了正当性。

公众系统在决定如何界定领导能力以及选择政治规划的同时，又成为国家法律和行政命令的适用对象。卢曼将政治系统再分化为三个子系统，即由政党所组成的狭义政治系统、由国家机构所组成的行政系统、由选民组成的公众系统。

因此，尽管在作为一夫一妻制和婚姻基本单位的家庭中，充斥着许多破碎的和变动的性经验的复杂网络：成人与儿童的区分、男孩与女孩的相对隔离、青春期的重要性、手淫被认为具有各种危险、向父母建议的各种监视的方法、既被人强调又被人担心的仆人的存在，[74]但是，家庭中的性实践也只能表现在夫妻的两性关系中。正如有学者通过梳理福柯权力形式的演化过程所指出的，从古希腊的自我技术，到现代国家的治理技术乃至于生命权力的出现，权力的流变始终与主体的构成密不可分[98]。

在福柯看来，临床医学的诞生导致了医学意义上精神病的出现，所以这种知识诞生的过程实际就是一种排斥、限制和隔绝的过程。[25]See Christian Borch, Systemic Power: Luhmann, Foucault, and Analytics of Power, 48 Acta Sociologica 160(2005). [26]见前注[15]，博格豪斯书，第153页。

参见阮晓眉：《鲁曼的沟通运作：一个去人文主义化的转向》，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11年第1期，第1—37页。哈贝马斯将之批判为压抑的反升华，认为福柯的出发点与马尔库塞（Marcuse）的性解读一致：性遭到了贬斥，沦为控制手段，失去了色情意义。其次，法律试图通过契约自由来维持社会的平等关系，但契约的背后又往往是各种权力规训，如劳动合同所体现的务工平等，其实质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纪律管理，因此福柯对这种法律治理也持怀疑态度。如上文所述，知识的生产属于教育系统与科学系统自我指涉的范畴，具有运作上的独立性，所以性知识自然应当取决于教育或科学的指向。

人的价值不能受制于权力的宰制，而应当自由、充分地通过自我（ego）与他我（alter）所建构的理性商谈程序，最终达致共识性真理，并捍卫作为个体的人的尊严。功能分化社会与原始区隔化社会和前现代层级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多元理性的社会弥散与去中心化的相互共生，宗教至上论、政治中心论和经济决定论都褪去了轴心色彩。

[45]参见伍德志：《欲拒还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社会系统论分析》，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3—14页。[71]见前注[2]，贝克书，第93页。

传播媒介是为了成功地将沟通从口语性、在场者之间的互动等条件，以及记忆的条件中解放开来，如文字、印刷术和电子媒体等。[9]有关社会分化的三个阶段，参见前注[3]，卢曼书，第182—261页。